新纪录运动徐星扛着摄像机在镜头后发问，他正在浙中农村拍摄一部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摄制组就他一个人，指哪拍哪，他的所见即是观众所见，镜头中透出他爬山时的喘息。这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导演的典型工作场景徐星之前是作家，公司宣传片拍摄小说《无主题变奏》（1985年）奠定了他先锋派文学先锋的地位。独立纪录片和先锋文学，从根子上都通向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民间先锋艺术的小传统。相对先锋文学，独立纪录片起步稍晚，主要是受制于资金、迎接省第十次党代会！器材、人员、场地等多种因素，个人力量无法调度这么多资源上世纪90年代末，得益于摄像技术向个体的渗透，徐星开始尝试影像这种纪录方式独立纪录片导演不像电影导演有明确的代际划分，其源头被公认地追溯为1991年底，吴文光、段锦川、蒋樾等早期的纪录片人在导演张元位于北京西单家里的一次聚会，讨论“独立制作”的概念和含义——后被归纳为两条：独立操作、独立思想80年代末90年代初，专题片向纪录片的转向，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称为“新纪录运动”。但是，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普遍认可。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副教授黎小锋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美国的直接电影、法国的真实电影两个流派在中国的结合，美国大妈为何不跳广场舞，促成了这种转向。从此，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鸿篇巨制的人文纪录片，不再是纪录片的唯一范式许多纪录片人都以到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拍纪录片为理想，本能地、集体无意识地向世界“纪录电影之父”弗拉哈迪致敬——弗拉哈迪的作品大都表现偏远地域人类的生活状态。季丹在西藏的一个村庄生活了一年，习近平访塞波乌三国并出席上合峰会。完成了《老人们》和《贡布的幸福生活》两部纪录片；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诸如康建宁的《阴阳》、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四海为家》虽是都市背景，展示的仍是一种流移的生活形态1999年，徐星举着一台小机器拍儿子，这是他后来转向拍纪录片的第一推动力。“以前拍片要学很多电影术语，现在，字典给你内置在机器中了，中景、远景、逆光、侧光、推、拉，机器会引导你。”他对本刊记者说与上一个十年不同，公司宣传片拍摄第二阶段的独立纪录片的关注点，从天边回到身边，由深邃回归日常。黎小锋在校对妻子贾恺翻译的40万言《弗拉哈迪纪录电影研究》一书时，颇受启发，夫妇俩尝试拍摄了《我最后的秘密》，解码苏州百步街上两位老人的人性奥秘。这个阶段的代表作还有杜海滨的《铁路沿线》、杨荔钠的《老头》等等十年一变，几乎成为中国独立纪录片前行的等分步伐。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之交，一批更年轻的导演带着挑战姿态登场，观念上不受前人影响，很多关于纪录片乃至电影的概念在它面前变得岌岌可危。薛鉴羌的《火星综合症》、《我年轻的时候也打老虎》等后现代感十足的片名，影视视频制作正是片子本身给人的感觉技术的进一步扩散、视频网站、社交网络等应用平台的支撑，以及充满了机遇又充满了挑战的转型社会，让黎小锋预感到，中国纪录片新的转向业已启动，我们正站在“新纪录运动”第三次浪潮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