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珍藏许多文革照片 未公开因不愿丑化国家看完翁乃强的摄影展，观众要求和他合照，不约而同选在一张高宽均为1.8米的照片前。照片近景是挤挤密密的红卫兵，高举双手和红宝书，远景是国家领导人站立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最前，持帽挥手，就像站在一艘巨轮上指挥航行那天是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翁乃强早上七点从王府井家中步行到东长安街，一路穿过漫长的红卫兵队伍，来到天安门广场。公司宣传片拍摄在距离城楼一百米左右的观礼台上，翁乃强用一台禄莱120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加强推广实现品牌化目标论文。红卫兵山呼毛主席万岁，汇聚到翁乃强的耳朵里，只剩一阵嗡嗡巨响“大海航行”的场景，翁乃强拍了三张。一张未公布因为城楼上的红旗飘起，正好把毛主席挡在阴影里。另两张也都没有在《人民中国》发表，因为涉及中央领导人的照片都要送审，算上印刷和运去日本的船期，需要三个月，早就失了时效。杂志封面最后用的是红卫兵热烈欢呼的场面，没有毛主席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八次，翁乃强拍了八次。有一次，毛主席的车从文化宫出来，翁乃强拿起135相机取景，发现天安门高耸，把毛主席嵌在里面，背景很暗。他立刻蹲下，毛主席升高了，天安门降下来，这才按下快门。这是最后一次还是倒数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翁乃强已经记不清，只记得当时天已转冷，“毛主席穿着棉衣，叶帅也是穿着棉衣”。画面上，天空灰蓝，企业宣传片制作毛的神情疲倦这张照片的对面墙上，挂着“开发新知青点”。大概是2011年底，陈秀改从战友那里看到这张照片，认出了正中的自己。1968年7月20日，18岁的陈秀改去黑龙江大兴岛当知青。两三个月后的一天，她和营地战友坐船出发，具体是去哪儿，他们谁也想不起来这一天，翁乃强得知这批知青要去开发新的知青点，一路跟随，在前面的拖船上拍下照片。相中人浑然不知，除了右侧蹲着的一个女生稍带笑容，大多“神情忧郁，精神不佳”“那个年代，十几岁的孩子，冲动地奔赴了那儿，都是自愿的，但是到了之后，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繁重，给青年带来的，确实不是什么特愉悦的心情。只有大家在一起聊学校、聊北京的时候，才会比较高兴。”陈秀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她小时候得过风湿，天气一冷就特别痛苦。她在兵团两个连队都当过副连长，七年后回北京，几经转行成了一名律师陈秀改偶然知道翁乃强的摄影展，去了开幕式感谢他：“那个历史时刻，记录下来，对中国将来避免那样的厄运，都是一个警醒。” 1954年翁乃强考上中央美院附中，父亲从印尼寄来一本北欧画派的画册，上面写：“强儿，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翁乃强看不懂画册里的荷兰语，却从此喜欢上维米尔和伦勃朗画册经年，已经残破，翁乃强再次翻看《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窗前的少女》，赞叹不已。“他们画的东西比较严谨，色彩不是像广告画那样大红大绿，好像很刺激。而是很平和，很沉着，色彩是对比出来的，比较能够写实。同时也很注意造型、形体上面的东西。” “开发新知青点”就是这样，“不是很华丽，可是很实在，而且能够表现情绪，那时天还蒙蒙亮，光线不亮，很含蓄，含蓄中可以看出它的力量。”再看“大海航行”，“心情不一样，气氛不一样，画面就抢眼，蓝天白云大红旗。”翁乃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要培养画家，还是劳动者翁乃强是印尼华侨。父亲年轻时从福建龙岩逃难到印尼，白手起家，渐渐开起照相馆、广告公司，最后开了电影公司，家里有了房子和汽车七七事变后，翁父捐款回国抗日，1942年日本南侵印尼，把他抓进了集中营。入狱前，翁父让孩子们站在家门前照相，背后门上，日本人贴了封条，孩子们不知所以，还兀自嬉笑。长大后翁乃强再看到这张照片，才领悟到照相原来可以记下历史这一时期，印尼很多华人被抓，在集中营病死，影视视频制作或被日本人杀死。翁乃强还记得去集中营看父亲，森严的大木头门上，开一扇小小的窗户，叫名字，那人就在窗口露出脑袋，刘存龙诗兄访南阳图文，和探望者交谈几句日本战败，翁父释放，更加惦念祖国。他的电影公司引进中国电影，其中有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新中国诞生》。翁乃强在电影院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电影，也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电影院里的华人都站起来，浅论外国大片对中国电影的冲击，欢呼鼓掌流泪1949年后，翁父陆续把孩子们送回国。大哥最先回国，参加了青训班，到广东农村参加土改；二哥1950年回国，考上北京四中，媒体技术书法教学论文，还没上课，抗美援朝开始，他报名参了军1951年，翁乃强回国。印尼移民厅告知：走了就不能再回来了。翁乃强填表按手印，要用蓝墨水把五个手指头都印上回国的船开到广州码头，窗帘一路紧闭，不让往外看。当时外文局统管的几本外宣刊物负责让外国了解中国，《人民中国》就是面向日本的日文刊物李振盛还在《黑龙江日报》当摄影记者，从报社资料室看到这本采用很多彩色照片的刊物，对于他们可以“随便使用彩色胶卷”，羡慕得要死“彩色胶卷对我们来讲就是细粮了，如果是反转片，那就属于特供，细粮中的细粮了。他们拍反转片就像拍黑白片一样。”李振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年头彩色反转片要国家用外汇购买，一个反转片的钱能买二三十个黑白卷，或者三五个彩色卷宣传内外有别，外宣要求更活泼生动，贴近生活。当时负责外事的廖承志和时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的西园寺公一经常给《人民中国》提意见：不要像排队一样让人排排坐，要抓拍。”他对一组名为“背篓商店”的照片印象深刻。
